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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陈德昌教授]:管仲的传奇(2/5)
2019年12月24日 事件●关注, 学会动态 暂无评论

(二)政商博弈:重商抑农 vs 重农抑商

2019-11-22初稿,2019-12-2修改稿

欲知管仲其人,不妨重温历史。中国的历史并非我想象的那样,一贯的“重商。中国人乐于经商,这是事实。周朝以“商”为国号。汉代,工商业主十倍于农民。到了唐宋两朝,长安和洛阳是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%以上。同时期的欧洲,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十万人。城市的发展,没有相应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规模的支持,是不可能的。

出土的文物和文字记载提供可靠的依据。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竟能生产一个大方铜鼎。体积庞大,重达833公斤。《商周考古》一书中描述大铜鼎的铸造流程,出于推测,并非确凿的史料。大鼎的原材料是铜和锡的合金。铸造者要掌握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。铸造大鼎的铜要到1200°C才能溶化,需要强力的鼓风助燃设备。大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连续灌注。当年使用的炼埚,每只溶铜12.7公斤。大鼎重800多公斤,需要80个以上的炼埚,同时进行熔化。工场平台至少有2 000平方米。为此,需要组建300-400人的工匠团队协同操作,掌握火候和铜液灌注时间,保证质量。可以说,大铜鼎的铸造是历史上最早的冶金工业的产物。那位“总管”相当于现代的总工程师。

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产生在中国。四大发明举世闻名,农耕时代的技术水平也超过其他地区。宋朝的水稻和明朝的棉花这两项生产规模高速度发展,全国人口猛增。到了明清两代,粮食产量和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。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。

庞大的内需市场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,货物得以流通。殷商时期,古人善于经商。武王灭商,旧贵族迁聚洛阳,他们经营工商业,廉价买进,高价卖出,追求利润。洛阳很快成为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方。贵族因经商而更为富有。农民一辈子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好容易获得收成,真是“粒粒皆辛苦”。

周朝建国,认为殷商灭亡是因为兴了商业,荒了农业,国基不稳,礼崩乐坏。所以,接受教训,反过来重农抑商。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低贱。“君子远小人”,工商业者不得与士大夫交谈。“周礼”规定,贵族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。违者受惩罚。到了春秋年代,又来了次反复。商人不再专门为贵族服务。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,近购远贩,获取高额利润。自由商人大量出现。富豪商贾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。然而,士大夫阶层鄙视商人,不乏其人。

姜尚是在辅佐武王灭商之后,建立齐国。疆界不大,土地贫瘠,“区区之齐在海滨”,捕鱼和煮盐业一向发达。姜尚很聪明,他大力扶持工商业。西周时期,官属工匠的职责是制造祭祀器皿和贵族的专用品。周朝铸造巨型铜鼎,以壮国威,不计成本,既不能食,又不获利。到春秋,工商业为民间服务的趋势初步形成,而工商业嬴利能力大于农业,出现新的转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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